被擦掉的名字 ◎侯文詠/文

被擦掉的名字

◎侯文詠/文

來源：網路流傳我和我的新觀念相處得不錯，很少有事情能夠真正挑戰我的鐵石心腸。 當然，如果你一直保持冷酷，偶爾還是不免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場面發生。 然而，大部分的時候， 我要不是因為對全面性的醫療文化無能為力而袖手旁觀，再不然就是讓這些短暫的不愉快融解在更多繁忙的行程、更繁重的病例裡。 似乎只要你保持足夠的忙碌，這些不舒服，很容易就顯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 有一天，一個被宣判腦死的病人很善心地捐出了心臟、肺臟、腎臟以及一對眼角膜。 我被委派負責這個捐贈病人的麻醉。 一般死亡的定義取決於心臟停止跳動。 可是腦死的捐贈者因為心臟還繼續跳動著，因此身上器官能得到足夠的血液循環，最適合捐贈。 我記得很清楚，捐贈者是一位因公殉職的年輕警員。 是由護士小姐以及他的太太護送進入開刀房。 病床還擺了一台小小的錄音機，播放著鄧麗君的歌聲。 「可不可以讓他聽音樂？」病人太太一進來就問我。 我輕輕地點了頭，注意到這個太太正懷著身孕。 病人的體型很壯碩。 我們花了一點力氣才把他從大推床搬到手術檯上。 我順手接過錄音機，把它放在枕頭旁，讓音樂繼續播放。 從頭到尾，病人太太一直牽著先生的手，不停地靠在他的耳邊說話。 我迅速地替病人接上了心電圖、血壓、血氧等監視器，音樂的背景開始有了嘟嘟嘟的心跳聲。 做完這一切，我抬頭看著病人太太，問她：「妳要不要暫時出去外面等他？」 她點了點頭，可是並沒有要離開的意思。 她緊緊地抓著病人的手，另一隻手則不斷地來回撫摸他的臉。 我們很能理解這一別可能就是永別了。 大家都很莊嚴地在那裡站了一會。 開刀房裡只剩下病人枕旁錄音機傳出來的鄧麗君的歌聲，以及心電圖儀嘟嘟嘟的心跳聲音。 眼看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只好走過去，拍拍病人太太的肩膀。 「對不起。」她回頭看了我一眼，微微倒退了兩步，仍然不肯放開手，依依不捨地看著她的丈夫。 「張太太。」我輕輕地說。 「對不起。」她終於鬆開手，又倒退了兩步，可是定定地站住不動，兩行眼淚沿著她的臉頰流了出來。 有個隔壁房的外科醫師跑過來，粗暴地喊著：「你們到底在幹什麼，拖拖拉拉的。難道你們不知道隔壁的病人在等嗎？」 病人太太受到驚嚇似地，又倒退了兩步，終於哽咽，泣不成聲。 一個護士小姐趕快跑上前去抱她，又拖又拉的，好不容易終於把她拖離了手術室。 手術室的自動門輕輕地關上。 當我開始為病人麻醉時，總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不對勁。 平時我為病人麻醉，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將照顧他們，直到他們甦醒。 可是這次的麻醉，我知道他再也不會醒來了。 這種感覺很糟，彷彿我執行的不是麻醉，而是某種類似死刑的程序似地。 一切就緒之後，外科醫師用很快的速度取走了他們需要的眼角膜、腎臟，最後是心臟、肺臟。等到他們最後把病人身上的心臟、肺臟也一併取走時，我甚至連呼吸器都不需要了。心電圖儀上變成一條直線，不再有心跳的聲音。空氣裡，除了錄音機播放的歌聲外，似乎一切都安靜下來了。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開在春風裡。 在哪裡，在哪裡見過你，你的笑容這樣熟悉，我一時想不起。 啊！在夢裡，夢裡夢裡見過你…… 「現在該怎麼辦？」麻醉護士問我。 鄧麗君的歌聲沒完沒了地迴旋著。 那時候，我忽然有種從未有過的茫然。 在死神的面前，我像個聚光燈前忘了台詞的演員，我的醫療知識、優雅風範，全都派不上用場…… 我好久才回過神來，感傷地說：「把錄音機關掉吧。」 等我們清理好病人、移床，把病人送出手術房時，病人已經完全失去了體溫，只剩下一個冰冷的屍身了。 果然一走出開刀房的污走道，迎面而來就是挺著大肚子的病人太太，以及隨後的老先生、老太太，以及抱在老太太懷裡病人的另一個小孩。 先是病人太太淒厲的哭聲，接著哭聲驚動了老太太懷抱裡的小孩，也跟著大聲地啼哭了起來。 我試圖著保持冷靜中立，或是維持某種專業的疏離。 可是這一次，我似乎被逼到了某個無法還擊的角落。 大人小孩的哭喊聲音瓦解了我某種專業的外殼。 我無助地掉入了人生赤裸裸的真實中，內心隨著哭聲一陣一陣地抽搐。 後來我升任了主治醫師。 當我第一次穿上嶄新的白色長袍，感到非常得意。 在我們的領域裡，白色長袍是知識與權威的象徵，對一個醫師意義非凡。 我有一個黑板，寫著不同病人的名字。 護理站的黑板如果病人的名字被擦掉了，通常表示這個病人康復出院了。 可是，我的黑板全是需要長期使用止痛藥的末期癌症病人名字。 因此，我的黑板上如果有人的名字被擦掉，多半表示這個病人已經過世了。 那時候我剛升上主治醫師不久，急於建立自己在這個領域的權威。 我總是糾集許多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穿著白色長袍，帶著他們到病房去迴診。 那個孩子是我當時的病人，同時也是我的讀者。 我記得第一次見面，他就問我：「你在短篇小說集裡面，那篇〈孩子，我的夢……〉，為什麼時間是倒著寫的？」 「因為那個孩子是血癌的病人，時間往前走，病情惡化，愈寫愈不忍心，」我告訴他，「有一次我突發奇想，我可以把時間倒著寫，這樣小孩就可以康復了……」 「我想的果然沒錯。」他露出了微笑，伸出他的手，「很高興看到你。」 「怎麼了？」我握著他的手，好奇地問。 「沒什麼，」他喜孜孜地說，「我很喜歡你寫的作品，你證實了我的想法，最好的東西其實是在文字之外的。」 我們聊得很好，也聊得很多。 我必須承認，我有點偏心，喜歡到這個小孩的病房去查房。 當然，除了作品被理解的喜悅外，我開的止痛藥物每次都在這個孩子身上得到最好的反應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這個孩子總是很神奇地印證我的治療理論與止痛的策略。 孩子的家屬歡喜地對我說：「他看到你來特別高興。同樣的藥明明別的醫師開過了，可是只要是你開的，對他就特別有效。」 他的病情改善使我很容易在大家面前建立專業的權威感。 每次我帶著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師迴診，總是會特意繞到他的病房去，意氣風發地進行著我的臨床教學。雖然我注意到他愈來愈衰弱，可是他在疼痛控制上的表現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 我有各式各樣的病人，當我們變成好朋友時，病人總是跟我談他們的人生經歷以及生病之後對生命看法的改變。 我和這個年輕的病人共度了一些美好的時光。 我可以感覺到他的情況愈來愈衰弱，可是我總是帶著大小醫師們去迴診，開立止痛藥方給他。 不管他的情況再差，他從不吝於稱讚我的處方對他病情的改善。 那個孩子臨終前想見到我。 我已經忘記那時候在忙著什麼更重要的事情（我甚至不記得那是什麼事情了），我接到病房的傳呼時，以為只是普通的問題，我可以忙完後再過去處理，沒想到竟然錯過了他的臨終。 後來我知道他已經過世時，有種愴然的心情。 後來我見到孩子的父母親時，他們並沒有說什麼。 可是他們有種失望的眼神，好像對我說著：「我們曾那麼相信你的……」 那樣的眼神對我來講很沉重。 我知道在我們之間，有些什麼也跟著死了。 我說了一些安慰的話之後，決定要離開了。 那時候，孩子的父母親叫住我，拿出一大包東西來。 「這是我們在他臨終之前答應他，要親手交給你的東西，」孩子的母親把東西交給我，「他不准我們拆，也不准別人看，要我們直接交給你本人，我們不曉得那是什麼，不過他臨終前還一直在提，我們猜想那應該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接過那一大包東西拿在手上，輕飄飄的，一點都猜不出可能是什麼東西。 等我回到辦公室，好奇地拆開包裝，最先從包裝裡掉出了幾顆止痛藥丸，等我把整個包裝拆開，立刻發現是一整大包小孩留給我的東西，全部都是止痛藥丸。 我很快明白，為什麼這個孩子急於在臨終前見到我了。 原來這個孩子一顆止痛藥都沒有吃。 為了替我維護尊嚴，他想在死前偷偷地把止痛藥還給我。 這個孩子因為喜歡我，希望我一次一次地去看他，因此才有這些迴診。 既然他忍痛不曾吃藥，我也就從來不曾在醫學上真正地幫助過他。 原來那些讓我得意洋洋所謂成功的治療策略、藥物處方以及疼痛的改善不過是那個孩子對我的鼓勵。 從頭到尾，我竟然利用我的醫學權威，不斷地從這個孩子有限的生命需索更多的信心與成就感。 我恍然大悟，是這個孩子用他僅有的生命力，支持著一個年輕主治醫師貪婪的不成熟與驕傲。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衝擊。 我發現，當我還是年輕醫師時，我曾經覺得不舒服或者試圖抗議過什麼，可是不知不覺，我自己已經變成這個理性的專業體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不知道為什麼，病理學教授吞雲吐霧的模樣和他的笑容又開始浮現在我腦海裡。或許那樣的笑容曾經許應過我們某種可以睥睨一切，可以戰勝死亡與苦痛的知識與權威吧。 我曾用著多麼仰慕的神情看著老教授，渴望擁有知識與專業，並把一切的苦難都踩在腳下。 可是隨著歲月流逝，我理解到那只是某種一廂情願的假設罷了。 知識與專業往往不是疾病與死亡的好對手。 說來有點荒謬。 日復一日，我努力地學習著那些優雅的姿勢與風範，竭盡所能地治療著我能夠治好的疾病。 我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最後，我發現自己竟只變成了一個無情自私，只看到自己，卻看不到別人的醫療從業人員。 最糟糕的時候，曾經有一個禮拜，在我們小兒心臟外科的高難度手術中，連續四個小孩過世了。 那真是令人難以承受的一個禮拜。 我記得每天一早，我抓著小孩要打針，小孩哭著嚷著：「不要，不要……」 我們抓住了小孩，在手臂上打了針，我是那個讓他失去意識的人。 從此那個小孩沒有再醒來過。 連續過世了四個孩子，我碰到第五個小孩的時候，他睜著圓滾滾的眼睛望著我，告訴我說：「我不要打針。」 無論如何，我再也無法對他注射麻醉藥。 那是我第一次為了說不出來的理由請假。 那個上午，我漫無目的地在學校走著，坐在廣場上吹著風，看著年輕的孩子走來走去。 那麼簡單地看著陽光照在那些青春的臉龐上，說著、笑著，我就莫名其妙地覺得很感動。 我在那樣的情況下，開始又有了寫作的衝動。 像被什麼魔力吸引住似地，我一有空就在家裡埋頭寫東西。 當時一些受到歡迎的作品，像是《親愛的老婆》、《大醫院小醫師》、《頑皮故事集》或者是《離島醫生》等一系列快樂的作品，多半是這樣完成的。這些書一本一本地進入暢銷排行榜，把我的知名度推到某種高度，甚至改變了我的人生，這些都是最初沒有料想到的事。在那樣的氣氛之下，那些作品似乎是快樂得有點近乎瘋狂。 可是它就這樣產生了。 我一點一滴地寫著，那些童年往事，關於鄭佩佩、再送一包、冰棒、投稿、編刊物……那個愛把世界搞得雞飛狗跳的小男孩，或者是更多類似興致勃勃的心情與生命力開始浮現出來了。 我就在那樣的感覺裡，一字一句地寫著。 不知道為什麼，那給我一種安心的錯覺。 彷彿不管發生了再壞的事，只要我還繼續寫著，就沒有什麼好真正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