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第一”人物篇

“華人第一”人物篇

   自明愛（倫敦）學院 “英國華人職業演變史” 口述歷史項目於2010年3月底圓滿結束後，承蒙英中時報所邀展開為期將近半年的項目專欄，將專訪人物及其他資料逐一向讀者展示。其中提及了14位勵志且具代表性的英籍華人。他們分別在政治、藝文、商業、飲食、教育、社區服務與慈善事業方面都對英國主流社會作出了卓越貢獻。其實他們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前輩移民的經驗和基礎之上。本篇我們以 “第一” 為主題，嘗試探討對英國華人社會最具長遠影響力的 “第一” 人。

   華人越洋過海克服種種困難，都是為了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和機會。根據記載, “第一位旅英華人” 是耶穌會教士沈福宗（1657-1691或1692）。沈生於南京，1681年隨其拉丁文教師、比利時耶穌會教士 Phillippe Couplet 前往歐洲。他們由澳門起程，先後遊歷了葡萄牙、意大利、法國、比利時等國，於1685年抵達英國。據說沈福宗獲得英王詹姆士二世接見，從而建立了英中的 “第一” 次友誼接觸。沈後來更到牛津大學的博德萊德安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對中國圖書進行分類和編目，為英中文化作出了貢獻。可惜十年後沈於回中國的途中突染疾身亡，未能把所見所聞帶回中國，實屬遺憾。[1]

   接下來出場的是 “第一位移民” 約翰·安東尼（John Anthony）。此人的中文名字已無從稽考。我們只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早在17世紀已開始對華貿易，把絲綢、陶瓷和茶葉運回英國，同時也聘用中國人到船上工作。當時約翰的職責是照顧其他華人海員，後來於1805年成為 “第一位歸化英籍的華人”。[2]他這項 “第一” 甚至要國會通過一項特別法案才成事[3]。當時華人海員工作條件艱苦，且缺少醫藥，而華人入籍又是如此罕見。我們可聯想到約翰這項 “第一”，不可能只單靠巨大體力辛勞的付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有著運氣的驅使。

（左圖：John Anthony 入英籍時，向法庭展示華人宣誓的一種形式——摔破瓷碟）

   而英國 “第一位華人大學畢業生” 則是生於廣東的黃寬（Wong Fun，1829-1878）。黃寬父母早喪，由祖母撫養長大，12歲到澳門馬禮遜學校接受教會學校的西式教育。其後得到其師 Samuel Brown 和多位駐香港的英美商人資助，先後留學美國與英國，於1855年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成為第一位獲得醫學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他繼而留英實習並學習病理學和解剖學，於1857年獲博士學位，再次取得 “第一名”——成為中國 “第一位醫學博士”。[4] 值得一提的是，黃寬學成回國後，在中國成功進行首個胚胎截開術，是中國海關醫務處首位中國醫官，也是最早擔任西醫教學的教師之一。[5] 他曾擔任李鴻章與羅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的醫官，但未及半年便返回廣州行醫。他的同學、被稱為 “中國留學生之父” 的容閎認為，黃寬的才智與技術為他贏得 “好望角以東技術最精湛、最有才華的外科醫生之一” 的美譽。[6] 對於培養了中國第一個赴英留學生，愛丁堡大學至今仍引以為榮，在其孔子學院中樹立起珠海市贈送的黃寬銅像。[7]

（下圖：青年時期的黃寬）

   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自17世紀起取得在廈門、廣州、舟山的貿易權[8]，並分別在廣州與澳門開設商館和分行。商館是由專管廣東對外進出口貿的中國行商專設的，接待外商住宿、儲貨和交易的場所[9]，同時也是外國駐華的外交辦事機構[10]。加上清廷於1757年實施長達八十餘年的海禁、僅保留廣州作為對歐洲貿易的口岸，廣東一帶自然成為當時中國的對外之窗[11]，廣東人往往在對外開放的政策上飾演重要角色。“第一位獲得英國律師資格的華人” 伍廷芳（Wu Tingfang，又名伍才 Ng Choy，1842-1922）亦是粵籍人士。伍生於新加坡，三歲隨父回廣州定居；早年就讀香港聖保祿學院，及後赴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攻讀法律，於1877年獲英國林肯法律學院（Lincoln’s Inn）頒發大律師（barrister）資格，成為中國第一位律師。跟黃寬一樣，伍沒有留在英國。返港後伍任執業律師，更於1880年被港督軒尼詩爵士委任為 “第一位” 華人 “太平紳士”（1878），又是香港第一位中國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880-1882），為當時充滿殖民主義的香港政壇增加了一點東方色彩。[12]

   20世紀首先出場的是 Hong Ying (Frank) Soo（1914-1991），“第一位” 華裔職業足球員及代表英國國家足球隊的非白人球員。這位中英混血兒生於打比郡（Derbyshire），長於利物浦。其父 Our Quong Soo（或作 Ah Kwong Soo）早年在利物浦以 “行船” 為生。Frank 是出色的中場球員，據說其入球多是以自由球直接破門[13]。他自1933年起效力英國多個球會，1940年代其轉會費一度高達四五千鎊。在其足球生涯中，他曾於二戰期間九度代表英國出賽，只可惜戰時的國際賽未能冠以正式名號。據說當時主流社會對非白人球員仍有嚴重歧視，可想而知 Frank 一定以極大勇氣作出這樣的職業選擇。自1950年代起，Frank 先後往歐洲各國球隊擔任教練，後來更出任以色列國家隊經理，可謂一生充滿傳奇。[14]

   至於文娛方面，代表人物更多，例如劇作家熊式一（Hsiung Shih-I，1902-1991）。熊本是北京劇作家、教授，並在上海經營劇院，曾翻譯大量英文名著，1934年作為 “第一位華人導演” 在倫敦西區（West End）劇院區執導戲劇。其改編自中國故事《王寶釧》的 “Lady Precious Stream” 在三年內成功上演了九百場[15]，盛極一時，連瑪麗王后也攜兒媳與孫女（今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前往觀看[16]。西方劇評家曾對此評價道：「這可能是給西方觀眾最好的中國改編故事……但是很多京劇元素例如有精確象徵意義的手勢、水袖、步態等是很難通過描述顯示出來的。」[17] 可想而知這次 “成功” 雖未為中英文化交流中帶來太大的實質增長，其意義卻重大。中國人此後於演藝界也開始活躍起來。

[ 上圖：熊式一（右三）與京劇大師梅蘭芳（右二）、戲劇理論家余上沅（右一）、演員黃柳霜（左二）、美國黑人歌唱家羅伯遜（左一）等在倫敦合影（照片來源：良友紀錄 www.1926cn.com ) ]

   二戰結束後，可能由於共產主義的興起和冷戰開始的關係，英國對具有東方面孔的演員需求增大。1957年，英國 “第一位華人演員”、生於曼徹斯特的郭弼（Burt Kwouk，1930-   ）首次出現在屏幕中[18]。他出演了多部 “傻豹”（Pink Panther）與 “鐵金剛”（James Bond）系列電影及其他影視作品。由於社會思想的局限，他往往只能出演配角，發展空間受到限制。這可能與在1910年代開始把華人妖魔化的主流媒體報道有間接關係。直到1981年，才有 “第一位華人主角” 葉西園（David Yip，1951-   ）的出現[19]。其 “華人偵探何約翰” 一角憑藉頭腦解決問題，既堅強又有同情心，一掃西方人眼中華人英文水平低下、過度順從、會打功夫等固有形象。2010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播放醜化華人形象的廣播劇《傅滿洲在愛丁堡》（Fu Manchu in Edinburgh）[20] 引發抗議。華人演藝界帶頭呼籲英國廣播業界及創作者在肥皂劇、紀錄片等藝術形式中塑造正常的華人角色，不要再將華人設定為邪惡的傅滿洲博士或蛇頭、偷渡客等負面形象。

   談及華人形象，人們普遍認為海外華人是遠離政治的族群；然而在英國政壇上一直有華人努力為同胞謀求福利、提升地位。跨出 “第一” 大步的便是在香港出生的鄧蓮如女男爵（Lydia Selina Dunn, Baroness Dunn，D.B.E.，JP，1940-   ）。鄧早於1985年已成為香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Senior Unofficial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後來在1989年獲得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D.B.E.），1990年更被冊封為女男爵、成為英國上議院 “第一位華人終身貴族”，堪稱華人在英國政壇 “零的突破”。[21]

   長期以來，英國上院議員通常是貴族出身或由英女王委任的，因而並不是人民的選擇。但2001年英國首相布萊爾推動 “人民貴族”（People's Peer）計劃，希望擴大上院民意基礎。長年熱心少數族裔權益的新加坡裔醫生曾秋坤（Michael Chew Koon Chan，Baron Chan， M.B.E.，1940-2006）獲提名為終身貴族、上院無黨籍議員，成為英國華人中的 “第一位人民貴族”。[22] 2007年，英國 “第一位” 民選華人議會議員誕生：盧曼華（Anna Lo, 1950-   ），香港移民，既非新教徒亦非天主教徒，但成功克服種種歧視當選為北愛爾蘭議會議員[23]，這很可能與她身為社會工作者有關。英國 “第一位華人市長” 陳德樑（1949-   ）也是走社會工作路線，在英國三十年如一日地服務社區，終於在2009年當選為倫敦紅橋市市長[24]。

   工業方面，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周松崗爵士（Sir Chung-Kong Chow，1950-   ），1997年入主英國著名工業集團GKN，成為 “第一位” 躋身富時100指數（FTSE 100 Index，倫敦証券交易所最大一百間上市公司）的亞裔行政總裁，並擔任英國渣打銀行非執行董事。周因對英國工業的卓越貢獻而獲封為下級勳位爵士（Knight Bachelor），更被香港媒體稱為 “西方社會最具影響力的華人”[25]。最有意思的是，周爵士認為自己的成就得益於從父親所贈《論語》中學到不少人生道理[26]。

   華人在科技領域的成就更為驕人。英籍華人中的 “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高錕爵士（Sir Charles Kuen Kao，大紫荊勳賢，K.B.E.，1933-   ）出身於江蘇書香門第，自幼好奇心強，曾自製氯氣、滅火筒、煙花、收音機等。長大後赴英深造，並進入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設於英國的歐洲中央研究機構——標準電信實驗室工作。[27]期間於1965年獲倫敦帝國理工學院電機工程博士學位，開創性地提出光導纖維在通信中應用的基本原理[28]。這項成果最終促使光纖通信系統問世，並為當今互聯網的發展鋪平了道路。高因此被譽為 “光纖之父”、“寬頻教父”，並榮獲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光纖通訊具有傳輸容量大、保密性強等優點，自1980年代起對電信工業產生革命性作用，在數位時代亦是最主要的有線通信方式。[29] 對於沒有申請光纖技術的專利權，高曾說：「我沒有後悔，也沒有怨言。如果事事以金錢為重，我告訴你，今天一定不會有光纖技術成果。」[30] 其淡泊名利、造福世人的大家風範由此可見一斑。

（右圖：高坤爵士獲取普林斯頓大學榮譽學位時的照片，2004。攝影：David Dobkin）

   看過這14位與英國有關的 “第一” 華人事蹟後，大家又認為下位 “第一” 將會通過什麼途徑在21世紀脫穎而出呢？歷史其實是一面鏡子，以下是最近一段感人的新聞，值得大家參考學習。

   吳素英（Karen Su Ying Woo，1974-2010），中英混血兒，於2010年8月6日被阿富汗塔利班武裝分子殺害。她原是一名外科主治醫生，但為了崇高的人道主義理想，放棄了高薪厚職，往阿富汗偏遠地區為婦孺、尤其是孕婦提供醫療服務。[31] 在吳罹難後，整個英國社會也為之動容，大部分英國報紙更在頭版刊登其照片及以整版報道表達對她的哀思。

   吳素英短暫的一生給我們留下的不單是感動，更有鼓舞與啟迪：無需尊為 “第一”，每一個人都可以對社會作出不同的貢獻。

編者按： 

   本文曾於2010年9月24日刊登在《英中時報》第41版。隨著研究工作的進展，我們對文中部分史實與數據作了相應改動及補充，故網絡版本比報紙版本更為詳實。特此敬告。

明愛（倫敦）學院編輯組：李中文、高文卿、林嘉熙、徐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