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閎[編輯]
| 容閎 Yung Wing | |
|---|---|
《西學東漸記》卷首插圖（1909年）
| |
| 出生 | 1828年11月17日 大清廣東香山縣南屏村 |
| 逝世 | 1912年4月21日 （83歲） 美國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城 |
| 國籍 | 美國 |
容閎年輕時便曾與太平天國打交道，後來又連續參加了自強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運動、與興中會革命等，在滿清的最後六十年之中，從太平天國開始，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每一個最重要的運動裡都能發現他的身影。
容閎在1900年八國聯軍時期發生的自立軍起義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此事件在激發中國人政治思想轉變上有所關鍵作用、又對隨後的惠州起義造成了重大影響。這段時期正是革命歷史中最重要的轉捩點之一，容閎就在這個思想轉變臨界點時期裡，開始對革命有了新的認識，使得他周圍許多維新黨人同受啟廸，同感保皇主張業已過時。他自己也從此開始，真正與孫文的革命事業產生聯繫，並在多年的參與和奮鬥後，親身見證了中國革命的成果，在有生之年看到孫文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西學東漸記[編輯]
紐約協和神學院所珍藏的金字壓印《西學東漸記》.一般人對容閎生平的了解，絕大部份是來自他的自傳《西學東漸記》[1]。此書容閎用英文寫作，題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於1909年在美國出版。自傳從1828年容閎出生於廣東香山縣開始，內容詳述了這位「中國第一位留學生」的求學經歷，講到他如何進入南京，曾與太平天國的洪仁玕討論如何將西方科學引進中國，又敘述他如何在自強運動中得到曾國藩與李鴻章的支持，終能以公費選送幼童赴美留學。全書共二十二章，容閎僅在最後一章中輕描淡寫地提到1897年的維新變法和戊戌政變，並在述及他因為參與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維新計畫而遭清廷通緝後，一語帶過1900年曾在上海召開過中國議會，自傳便戛然而止。[2]《西學東漸記》於1909年在美國出版，內容卻只寫至1898年為止。1898年「變法維新」失敗以後，中華志士為了拯救即將被列強瓜分的家園，在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拋頭顱、灑熱血，有些人支持君主立憲，也有許多人堅持要革命。書出版時離1911辛亥年只差兩年，但容閎卻對1898至1909中整整11個年頭裡發生的事，在自傳中不著一字。事實上，當容閎寫這本自傳時，他早已成為了一個革命者。他當時以80歲高齡還在籌備中國紅龍計劃，忙著幫孫文籌款起義，這些事情都必須在地下進行，當然不能將相關的一丁點計畫內容、人物、地點等公之於世。既然不能講革命，容閎乾脆連他在自立軍起義一事中的角色也都避而不談；而為避免麻煩，索性連戊戌政變也一併輕輕帶過。[3]幼年[編輯]1835年，七歲的容閎跟隨父親前往澳門，並於是年入讀當時仍附設於倫敦婦女會女校之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 School），由獨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屬荷蘭傳道會）之夫人負責教導。1839年中英交惡，郭夫人因此離開澳門，但容閎仍於馬禮遜紀念學校中就讀。同年美國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師抵達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正式獨立。1842年，由於香港割讓英國，故馬禮遜紀念學校遷往香港，容閎亦隨之遷往香港繼續學業。1847年，勃朗牧師返回美國，離開時帶同容閎、黃寬及黃勝三人前往美國留學。其後只有容閎一人留在美國升學，黃勝因病返港，而黃寬則於1849年轉讀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容閎赴美後於麻省之孟松預備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1850年畢業後考入耶魯學院，為首名於耶魯學院就讀之中國人。1852年，容閎入籍美國。1854年獲文學士畢業，其後返回中國，曾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後為上海寶順洋行經營絲茶生意。在洋行任職後，自營商業，旋投入師夷自強的洋務運動。
自強運動[編輯]容閎曾經進入南京，與太平天國的洪仁玕會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國的「治國七策」，洪秀全則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後容閎拒絕賜封離開。他後來先後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
洋務運動之幼童留學[編輯]經過3個月的海上顛簸，1855年3月，容閎在香港登陸。如何去選派留學生出國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甚至連國語都忘得差不多了！實在無奈，先往廣州學習中文，後往香港謀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顯宦，說服他們往美國派留學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無所獲。於是又來到了上海，先在海關做事，後當翻譯、譯書，轉而經商，開茶葉公司。經過七八年的闖蕩，容閎已經頗有名氣，深得那些洋務官僚的賞識。
1863年曾國藩致函容閎，「亟思一見」。於是，容閎被收留在曾國藩的門下，幫曾辦洋務事業。1870年，容閎倡議派幼童前往泰西肄業之計劃，獲其好友丁日昌之贊成，並且得到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成立「駐洋肄業局」。1872年，120名幼童分批前往美國留學。但隨後之數年，駐美公使陳蘭彬不斷地要求撤回學生，與容閎爭論不休，李鴻章從中調停。
曾國藩和李鴻章計劃先向美國派120名留學生，主要學習科技、工程等辦洋務急需的學科。考慮到語言問題，決定選10到16歲的幼童出國；從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學年限為15年；經費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這樣優越的條件，難得的機會，不知有多少人會千方百計去爭取出國。但在那時，絕大多數人對出國留學視為危途，尤其是美國，離中國遙遠，不少人認為那是個非常野蠻而不開化的地方，甚至會把中國人的皮剝下，「安在狗身上」，特別是將十來歲的兒童送出國，一別就是15年，還要簽字畫押，「生死各安天命」，讓一般家長難以接受。所以，容閎使出全身解數，就是招不到這30名幼童。於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縣動員說服鄉親們報名，同時在附近縣市活動，結果還是沒有招滿，最後在香港又招了幾名，才湊足30名，於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後的三批90名學生，雖然招收時遇到的困難稍小一點兒，但同樣艱難。不過，由於容閎的執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國，終於打開了中國官派留學生的大門。這120名幼童多數來自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這和當時中國的開放格局完全吻合。
幼童們懷著寂寞、凄涼、悲哀但又興奮、好奇、激動的複雜心情來到了萬里以外的新大陸。當他們從美國西部乘火車去東部的時候，幼童們歡呼雀躍，高興不已；再看到印第安人插著羽毛的奇裝異服，成群的野牛在山谷中奔跑，他們更無法抑制心中的快活。到達東部城市哈特福特後，一系列困難就接踵而來，幼童們興奮的心情頃刻揮之而去。撲面而來的是語言問題，沒有經過英語訓練，無法和美國人交流，而且將他們三五人一組分到了美國友人家裡，生活上更摸不著門道。他們的女主人出於愛憐，常常見面就抱起來親他們的臉頰，這些幼童個個滿臉通紅，不知所措。
禮拜天房主人帶他們去教堂，他們想拒絕又不好張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為清廷明確規定他們不許信仰基督教。這自然破壞了他們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於西餐，他們更吃不慣，餓肚子在所難免。帶隊的清廷官僚自帶了一些腌黃瓜，沒幾天就被幼童給偷吃光了。剛到美國的幼童一身中國打扮，瓜皮帽，藍緞褂，嶄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辮，特別引起美國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會有一群美國小孩子跟在後面圍觀，有的還高喊：「中國女孩子」！讓這些中國幼童非常難堪，有的急得直哭。學習上的問題也很多。他們要補習英文，還要集中起來學漢語，每周寫一篇作文，如果寫不出來，漢語先生會打屁股。現存的幼童們寫的一些作文，可以發現他們那時的中文水平很低。每次學漢語，首先必須臉朝中國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後再給孔老夫子的畫像叩頭，給師長請安。稍不聽話，就會挨罰。幼童們到美國，帶給他們的就是這樣枯燥而缺少自由的留學生活。
經過兩三年的英語補習，多數幼童可進學校學習了，清朝官吏對他們的管制也相對減少了。在美國的小學、中學，幼童們接受的是一種全新的教育。加上小孩子特有的適應能力，他們很快融入了美國社會，很多美國學生也喜歡和他們交朋友。幼童們初來美國時那種生活上的困惑已經不復存在了。而且，中國人聰明好學、刻苦奮鬥的天性，使這批幼童個個學習用功，成績優良。有的因為用功過度，常常病倒，有三位積勞成疾，客死美國。比起在國內求學來，這些幼童的負擔要重得多。除了繁重的功課外，他們還要接受中文教育。到1880年，多數幼童已經中學畢業，個別的如詹天佑等考入了大學，還有一些進入中專或其他職業學校學習，成材在望。但新的政治危機一天天在增加。
然而1881年，留學之事出現變數。李鴻章本欲該批學生進入軍校就讀，但美國政府當時只允許日本人就讀軍校，而拒該批學生於外，陳蘭彬故主張全撤留學生。無奈下李鴻章本打算讓學生們於美就讀其他學校，速成回國，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誤會其意而下全撤之令，因此「駐洋肄業局」被迫停辦，留美學生於出國十年後被迫返國。1876年，美國耶魯大學授予容閎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揚他對於中國和美國之間文化交流的重大貢獻。他的畫像懸掛在耶魯大學名人堂，與同樣畢業於該校的喬治·沃克·布希、比爾·柯林頓等政界名人肖像並排一起受學生瞻仰。
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盤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傳統的前提下，把美國的先進技術學到手，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幼童們在美國接受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過的是美國式的生活，特別對於十來歲的孩子來講，非常容易「美國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幼童不願穿中式服裝，經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腦後的長辮子，既麻煩，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辮子剪掉，見清廷長官時再弄一根假辮子裝上。眾所周知，在清朝，辮子不是簡單的裝束問題，而是是否忠於清廷的政治問題。當清廷官吏發現有的幼童剪掉了辮子，就一面嚴厲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對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還有一些幼童受美國宗教文化的影響，漸漸地信奉了基督教，誦聖經，做禮拜，十分虔誠。幾個極端分子還暗地裡組成了「中華歸主團」，提出「中華帝國基督化」。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為懼怕這批幼童到美國後信了洋教，清廷曾三令五申不許幼童進教堂，結果還是在這方面出了問題。
幼童們從小學到中學，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學到了許多新的自然科學知識，而且也接觸了較多的資產階級啟蒙時期的人文社會科學文化，數年之後，他們漸漸地對學習《四書》、《五經》等失去了興趣，對孔夫子也不那麼崇拜，對煩瑣的封建禮節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對個人權力、自由、民主之類的東西十分迷戀。個別的幼童還和美國的女孩子暗暗約會，自由戀愛。現存的幾位留美幼童所寫的情書，充滿著纏綿悱惻而情真意切的熾熱情感。充滿青春活力的幼童們還特別好動，他們參加各類體育活動，經常出沒於籃球和足球場上，詹天佑等人還組織了棒球隊，在不少比賽中取得了好成績。這也是中國最早的棒球隊了。以中國留學生為主組織的耶魯大學划船隊，曾多次在比賽中擊敗了哈佛大學隊。在受過美國文化熏陶的容閎眼裡，幼童們的這些變化都是很自然的，他在《西學東漸記》里說：「此多數青年之學生，既至新英國省，日受新英國教育之熏熔，且習與美人交際，故學識乃隨年齡而俱長。其一切言行舉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漸改故態。……況彼等既離去中國而來此，終日飽吸自由空氣，其平日性靈上所受極重之壓力，一旦排空飛去，言論思想，悉與舊教育不睦，好為種種健身之運動，跳躑馳騁，不復安行矩步」。但是，和他一起負責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舊官僚卻視幼童的這種新變化為大逆不道，處處給幼童們出難題。一場圍繞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衝突不可避免了。最後不得以1881年將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終。
按照容閎的本意，是讓留美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堅持百年，就能為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造就一批高級人材。為此，他懇請清政府批准，斥資4萬3千美元，在哈特福特建造了一座三層樓房，作為選派和管理留學生的辦公用房。1875年樓房竣工後，容閎等人就搬入此樓辦公，同時還有一些專供住宿的宿舍和學習漢語的教室，幼童們可以定時來這裡上中文課。這大大便利了留學生的培養。但萬萬沒有想到，由於政見不同，這座樓成了領導留學生的這些清廷官僚經常吵架的場所。由於清廷對容閎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讓他擔任留美生副監督，遇到好多重大問題還是由監督說了算。
1876年，吳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監督，容閎的日子就更難過了。吳支持洋務事業，還有一定的英語水平，但思想開放度不高，行為古怪，官僚習氣嚴重，對派留學生常持異議。他一上任，就將幼童們召來，嚴加訓斥，引起多數留美生的不滿。他尤其對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滿，下令開除了兩名信教者，並勒令二人回國。這兩名幼童知道回國後沒有好果子吃，就在美國友人的幫助下，轉往異地上學。後來卻成了很有成就的名人。吳子登還增加幼童們的中文課程，突出進行封建道德禮儀教育，對剪掉辮子者嚴懲不怠，甚至杖責。一時間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怨聲載道，最後在幼童們的心裡反而激起了一種逆反心理，對吳子登的話就是不聽，只服從容閎一個人的。這更使吳子登怒不可遏，視容閎為仇敵。容吳二人常常吵翻，很少平心靜氣地去討論問題。令人不安的是，吳子登頻頻向清廷寫奏摺，經常給李鴻章寫信，講留美幼童如何「美國化」，如何不聽管教；講容閎如何放縱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職。而容閎畢竟不大懂中國政治，從來沒想到向清政府寫奏摺，或給李鴻章寫信講明情況。這樣時間一長，清廷即對吳子登的話信以為真。連曾紀澤這樣開明的官員都認為留美幼童難以成材。所以當1881年吳子登請求清廷將幼童們全部撤回的時候，迅速得以批准。於是，吳下令，所有幼童從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啟程回國。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無論對容閎，還是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國老師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靂。因為，再過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學畢業，其他的一部分也會陸續升入大學，真是眼見成熟的果子被硬給剝掉了！耶魯大學的朴德校長聯合一批美國友人致信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有理有據地指明了撤回留學生的錯誤，並要求改正。但清政府從政治著眼，還是將幼童撤回來了。除了病故和設法留美不歸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達上海，像犯人一樣被關在了一所學堂里，連中秋節都不許外出。幼童們講：「只有睡覺，似乎讓死亡結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經過數天的「關押」，終於等來了長官的訓話，並隨意將他們分配了工作。例如學工程的詹天佑卻派往廣州教英語。然而，這批人畢竟學到了一些先進技術，高人一籌，經過他們個人的努力，到20世紀初年，都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據筆者初步統計，這批留美生中從事工礦、鐵路、電報者30人，其中工礦負責人9人，工程師6人，鐵路局長3人；從事教育事業者5人，其中清華大學校長1人、北洋大學校長1人；從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領事、代辦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長1人、副部長1人，駐外大使1人，國務院總理1人；從事商業者7人；進入海軍者20人，其中14人為海軍將領。總之，除早亡、留美不歸和埋沒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崗位上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為我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他們的成就見證了容閎的歷史眼光，也成為了他對祖國母親最好的報答。
戊戌維新[編輯]從1862年開始，容閎便親身投入了自強運動（洋務運動），要將西方的知識引進中國。雖說其努力全遭到愚昧卻有效的腐敗官僚系統的排擠與掣肘，讓他處處碰壁，但他仍屢挫屢起，熱心不減。但在1881年，清朝官吏的無知、無能、與無用竟使容閎主辦的小留學生運動在施行十年後流產，終於讓容閎看清了僅以科學西化來救國之困難。在產生無力感之餘決心將注意力開始放在政治改革上，希望能從根本做起，真正有效地改變中國的前途。但類似的挫折接連而來，迫使他稍後在居留美國的妻子重病之際，於1883年失意地回美國照顧她，並在1886年妻子過世後繼續在美獨自教養兩個幼子。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容閎因不忍心隔洋看著祖國滅亡，應召遠赴倫敦向外國商借軍費，雖所謀因李鴻章與張之洞的躊躇不決而失敗，1895年他仍再次回到中國，並於定居上海之次年上奏朝廷讓他在中國設立國家銀行，結果還是好事多磨，因盛宣懷居中破壞而不了了之。
甲午戰爭開打不久即決勝負，雖然中國的大敗讓容閎對救國幾乎徹底絕望，但也同時讓他有機會在1895年認識了康有為和梁啟超。這三個口操同樣方言，又在救國認知上產生共識的老同鄉之遇合，總算又為容閎在政治改革的抱負帶來了另一契機。[4] 中國與日本同在幾十年當中努力於西化，且同樣是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小小的日本卻能輕易地大敗華夏帝國，中國知識份子皆認定日本之能夠戰勝中國，是能在政治上先全盤西化，而清廷始終被跟不上時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康有為在北京組織舉人，因公車上書事件一炮而紅後，與梁啟超在京都組織強學會。[5] 1897年，德國強佔中國膠州灣，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俄軍進駐了旅順，英國佔領了山東威海，再要求進一步地拓展九龍新界，法國也趁機佔領了廣州灣，日本更是大打廈門一帶的主意，清廷面臨了被西方各國瓜分的危機。當時光緒皇帝欣賞康有為的維新主張，讓他在1898年4月於北京成立了保國會。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戊戌維新於焉開鑼。[6]長期居住於美國，英文造詣極高的容閎，對西方民主政治與國際情勢見識極深，維新黨人因此對他十分倚重，而在臨老之年報國有門，容閎也對維新運動中的各種大小改革，積極參與。「保國會」成立的那一天，容閎親自到場，當時他已經快滿七十歲了，比康有為還年長三十歲，比梁啟超則整整大了四十五歲，而他也老驥伏櫪，竭盡心力，連下榻之處都成了黨人聚集商議之地，儼然是維新派幕後的總參謀長。[7]不料慈禧對光緒帝維新大不滿意，在9月19日傍晚，突然一聲不響地從頤和園搬回大內，並囚光緒於瀛台，自己重掌大權。這就是所謂的戊戌政變，維新運動開鑼一百天便被強制下檔。[8] 當時官府在京城裡到處捕抓維新黨人，容閎、康有為、梁啟超、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們一同商討如何請美國公使、英國公使、及日本公使等來營救黨人，保護皇帝。[9] 康有為離京後，搭乘英國商船到上海，後改乘英國軍艦到香港，再由孫文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等陪伴東渡日本[10]；而當時正在北京訪問的伊藤博文也幫助梁啟超脫逃，讓他乘火車到天津，再搭日本軍艦到日本。容閎自己則先藏匿於上海租界數月，再於1899年輾轉逃往香港。
籌備東南大起義[編輯]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只能拿起槍桿子來暴力革新了。其實在「戊戌政變」之前，維新派與革命派就多有聯繫。[11] 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又同成天涯淪落人，有鑑於此，宮崎滔天、犬養毅（日本當時之極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12] [13]過了一年多，興中會與維新派合作的機會來了。1900年夏，義和團十萬之眾進入北京，大肆屠殺洋人與信洋教的中國信徒，引發庚子事變，最後導致八國聯軍進據北京，逼得慈禧與光緒逃離京都，避難於西安。[14] 雖然東南各省依東南互保來避免被戰事波及，但全中國在一段日子裡還是處於無中央政府的危險狀態，兩派人士都覺得這是天賜良機，此時發難最有成功機率。早在義和團拳匪還侷限於山東與直隸時，容閎便已積極往返新加坡，會見康有為，為新加坡富商邱菽園以及前台灣民主國的義勇軍統領丘逢甲等拉線，商討「維新派」在長江流域和廣東地區武裝起事的細節。容閎更與「興中會」裡偏向楊衢雲的一派人有直接聯繫，例如謝纘泰等人在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廣仁死後，還能與維新人物互通聲氣，便是容閎與興中會多年來居中連絡的結果。容閎與「興中會」的另一道聯繫是透過小他三十七歲的族弟容星橋進行的。容星橋是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僅九歲便被送至美國。當無能的清朝於1881年撤回包括容閎在內的留美全體師生時，容星橋早已考入耶魯大學。被迫回國後，容星橋曾在北洋海軍中服務，稍後從商，在1891年與孫文義父關元昌之女關月英結婚，在婚禮中結識孫文，從此成為摯友。孫、容與關景良（關月英的哥哥）三人曾以兄弟相稱，容星橋更在1895年加入香港「興中會」，以孫文在漢口代表的身份在當地聯絡革命友人。[15]孫文與梁啟超對中國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識，認為要成功必定要雙方同志攜手並進。梁啟超在夏威夷致力聯合兩黨，他甚至說要「舉皇上為民主總統」，始能結合兩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標，藉以聯合革命與維新力量。[16]這個偉大的聯合武裝起義在當時雖無正式名稱，但不管維新黨或是革命黨，都通稱此計畫為長江中下游與廣東的中國東南大起義，範圍包括湖北、湖南、安徽與廣東，武裝力量則由幾萬人的會黨群眾與清軍士兵組成。「會黨」的力量來自遍佈於長江流域的哥老會與兩廣的三合會，此兩會皆是洪門（天地會）的支派，在畢永年與宮崎滔天的努力下，兩會於1899年冬與興中會結合，成立了興漢會，並一致推選孫文為總會長，以便伺機在湖北、湖南與廣東同時大舉。[17] 軍人同志中有一部份從張之洞訓練的新軍而來，湖北新軍身處於兩湖維新之地，因此士兵中多有傳播維新信念者，加上張之洞遣派優良學子赴日留學，他們在日本與革命黨人接觸過後，皆興奮地將革命信念帶回兩湖新軍。除此之外，長江水師與綠營中人受「哥老會」薰陶後，也都積極投入起義計畫。
這個群聚裡人際關係複雜，但大多數都在維新與革命陣營中左右逢源，如唐才常、容閎、畢永年、林圭等。[18] 許多主要成員甚至身兼維新黨與革命黨的雙重領袖身分，比如起義時任前軍統領的秦力山與吳祿貞就是。[19] [20] 1899年終唐才常和林圭離開日本，返國準備起義事宜時，孫文、梁啟超、與宮崎滔天就都同來送行祝福[21]，孫文還特別關照林圭返湘漢之後，務須與在漢口的容星橋接洽。稍後在1900年4月，容閎代表維新派，同香港的興中會會員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等聯繫，繼續商討兩黨聯合起義的細節。
自立軍發難[編輯]1900年６月21日慈禧下詔向英、美、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但東南各總督公然抗命。他們對列強解釋，說宣戰是朝廷在義和團脅持下所發的「亂命」，仍堅持與外國各使節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東南各省遭受戰火牽累，這便是近代中國史上所稱的東南互保運動。同時在清廷管理不到的上海租借，一群人則正殫精竭慮地為了近在眼前的聯合起義而準備，其主要籌劃人是湖南的唐才常。[22] 唐與戊戌政變時被殺的譚嗣同是同鄉好友，因此恨死了慈禧，立誓要救出賢能的光緒帝以續成其未完成的君主立憲計畫。與唐同鄉的畢永年也曾在1897年加入譚嗣同與唐才常在長沙創辦的南學會，三人是維新運動裡公開鼓吹西方民權自由的激進派，立場介於傳統維新黨人與孫文的革命派之間。唐才常早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23] [24]，又在1900年3月改名為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清軍士兵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使兩湖的準備工作到了七月中旬逐步就緒。[25] 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容閎從香港偷渡至上海，代表維新黨人，而容星橋也從漢口趕至上海，成為革命黨人的代表之一。[26]1900年7月26日，這批人在上海愚園招開了一場熱烈的會議[27]，有稱為中國議會者，也有人稱為中國國會。會中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容閎以英文草成對外國宣言，曰：「決定不承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議會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殺了慈禧太后，營救光緒皇帝，再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惟會中維新人士佔多數，與偏向革命之士針鋒相對，還在最後關頭為了起義的最終目標不同而起爭論。議會招開前不久，畢永年才為了他的摯友唐才常最終不肯放棄「保皇」立場而黯然離去。一年前，梁啟超在日本將維新黨人章太炎（章炳麟）介紹給孫文，經過了一段革命薰陶，章太炎也學會開口閉口排滿。他大鬧會場，主張驅除會議中的滿人代表與蒙古人代表，並且發誓不與滿人光緒同存。鬧完後又戲劇性地找來一把剪刀，當場剪斷了自己的辮子，以示他不再當滿奴的決心，將尚有可為的合作氛圍一掃而光。[28]中國議會採取了折中路線，雖然力主「保皇」，但也堅持「立憲」與「普選國會議員」；所謂保皇者，取悅維新黨人也，而普選者，則安撫革命黨人也。蓋任由全中國的老百姓自由選出議員，當不會有半個滿人中選，自能保證全中國的政治由漢人一手包辦。有心居中撮和的梁啟超頻頻以此勸誘革命黨人加入聯合起義，說這是「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但他在維新派內卻又力持「名為革命，實則保皇」之說，讓許多革命組織到最後覺得受騙了，紛紛脫離此大聯盟，如孫文的「興中會」與遍佈廣東的「三合會」便因此沒有被正式列入自立軍起義計畫裡。雖然如此，「自立軍」裡確實仍存有極大的革命力量。當時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華僑仍普遍支持維新黨人，康有為流亡北美洲與東南亞、到處興辦「保皇會」分會，受到華僑的熱烈支持，僅北美之行就獲得六十萬美元鉅額捐款。與之比較，革命黨的孫文在美國東奔西走，總共也不過就募了個幾百塊美元。起義固然靠人，確也離不了錢，沒有錢就不能置辦軍火，也不能養活起義所需的人手。就以不久前才加入「興漢會」並立誓效忠孫文與革命黨的「哥老會」會友來講，他們在這時也只能對現實低頭，終被維新派收買勸服而編入了「自立軍」。[29]當時新加坡富商邱菽園早先已與容閎商討聯合起義，他認捐的二十五萬元也早已匯至，做為起義的基本用費。自立軍眾人摩拳擦掌，就等著坐鎮新加坡的康有為將華僑為「保皇會」所捐的款項匯至即可舉事。康有為稱手中已握有北美華僑所捐的六十萬元，但他扣留了四十萬元，只答應將剩餘的二十萬匯給唐才常。起義日期8月9日前夕他還因自立會中滿佈革命黨人疑懼不已，認為自立軍可能劫持他的保皇運動去搞「實革命」，為此他一再拖延匯款，許諾的二十萬元最後連一分錢也不匯至，導致自立軍糧餉不繼而造成一片恐慌，會眾紛紛離去，逼得總司令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義、改訂為8月22日。[30] 原訂的8月9日到了，湖北新堤右軍、湖北漢口中軍、湖南常德左軍、安徽安慶後軍、與武漢總會皆按兵不動，卻不料統領安徽大通前軍的秦力山與吳祿貞因未獲得延期的消息，仍然如期發難，他們一鼓作氣佔領了大通縣城，但終因孤掌難鳴，在與清軍激戰七日之後退走九華山。[31]自立軍失敗[編輯]同時在華北，八國聯軍兩萬人已在8月2日從天津出發，沿著北運河兩岸北上，直攻北京。8月9日秦力山與吳祿貞在大通發難時，八國聯軍已攻破了清軍在北倉鎮所設的防線，直隸總督裕祿戰敗自殺。8月9日當天，李秉衡的軍隊在南下迎敵的路上與聯軍相遇，敗退至通州時部隊已經所剩無幾，李秉衡最後服毒自殺。自立軍大通前軍還在大通苦戰清軍時，八國聯軍8月14日已攻入了北京。到了8月16日晚上，聯軍佔領了北京全城，慈禧、光緒和一眾滿清權貴倉皇出京，避至城外的懷來縣。
這時全中國都屏氣凝神，睜大眼睛注視著八國聯軍如何走下一步棋：假如聯軍趕盡殺絕，欲致慈禧於死地，那「東南互保」的各總督就要執行協議好的獨立自保計畫。關鍵人物湖廣總督張之洞早已洞悉「自立軍」的整個佈署，連起義從8月9日延至8月22日的情報都已掌握，容閎所草擬的、定於8月24日發給列強的《通告友邦書》，他自然也應該知悉，之所以還任憑自立軍在眼皮下自由活動，為的只是觀望局勢變化，因為隨時都還有可能要招攬自立軍來助成他自己的獨立計畫。何況張之洞與此次起義的領導人也都擁有特殊關係，例如唐才常早年曾就讀於他在武昌創建的新式學堂「兩湖書院」，吳祿貞是他公費保送到日本學習軍事的，章太炎更曾應其邀赴武漢辦報，而容閎曾經也是他的重要幕僚。
慈禧逃至懷來縣後，在8月20日，以光緒的名義發佈《罪己詔》，讓光緒帝譴責他自己支持「義和團」的不智之舉，以謝天下。八國聯軍得此消息後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擴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中國至此才終於喘了一口大氣，相信洋人不致於要瓜分中國。發佈《罪己詔》隔天，也就是自立軍起義日前一天的21日，張之洞包圍了英國租界裡的自立軍總部與各機關，當場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多人。鑒於起義的主事者與自己的曖昧關係，必須立即斬草除根以杜後患，他次日清晨更馬上下令，將唐才常等悉數殺害。退往九華山的秦力山、吳祿貞得此惡耗後決定解散部隊，不久湖北新堤右軍的起事也跟著潰敗。接下來兩湖、安徽、江蘇等各省官府開始全力緝捕「哥老會」會眾，殺了上千人。「自立軍」起義至此宣佈失敗，秦力山與吳祿貞逃回日本。[32]惠州起義[編輯]自立軍事敗後，容星橋與容閎也逃脫了，他們與甫從南洋途經日本抵達上海的孫文會合後，於1900年9月1日一起由上海乘「神戶丸」輪船潛赴日本。三人不只在旅途密商，到達長崎後又繼續在旅店裡閉門長談。雖然孫文與容閎同是廣東香山人，也曾為了聯合起義與對方的人馬接洽聯繫過，但孫文對容閎從來只是遙相心儀，要到了這次海上相遇並經長談，兩位同鄉的傳奇人物才真正有了接觸。長久以來容閎對孫文的印象全受自他人，此時才發現「其人寬廣誠明」，不禁勉勵孫文要有「華盛頓、弗蘭克林之大志」。[33] 而這次「自立軍」雖能收攬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卻也因康有為據款不匯而造成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大勢使得即便孫文要勉強招集殘餘的「三合會」會眾來單獨起事，他們此時薄弱的力量恐也無補大局。雖說如此，經此大變的容閎卻因此對未來有了定見，不但確信非革命無以救中國，也開始對孫文鼓勵有加，要他再接再厲，因而加強了孫文繼續南下台灣，加緊籌劃華南起義的決心。歷盡滄桑的容閎從此就再也不是個「維新人」了，他決意以行動全心加入「革命」行列，而孫文則更擬對他委以重任，打算一等起義告捷，就要請容閎與何啟一起在新政府裡主持外交大計。[34] [35]兩人長談取得共識後過了一個月，1900年10月6日「興中會」與「三合會」終於在惠州發難，鄭士良及黃福帶領會黨黨眾、日本浪人、與南京東亞同文書院的師生（日本間諜），一口氣佔據了三洲田，不久前才離棄自立軍的畢永年也回來共襄盛舉，鄉民皆拿起鋤頭來加入，義軍從六百人迅速增至兩萬人。先前興中會曾多次援助反抗美國的菲律賓獨立軍，獨立運動失敗後菲律賓友軍乃將他們購買還庫存在日本的大量槍械彈藥交給興中會，此次惠州起義便打算用這些軍火長期作戰。但沒想到開戰後宮崎滔天去開倉運械，卻發現中間人中村彌六私吞了軍費，只賤價購買了大量廢械舊彈來搪塞。另一方面，孫文也剛與嘗試出兵佔領廈門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達成協議，約定只要革命黨能在廣東與廈門造成混亂局面，日本不但就會從台灣出兵廈門，還會供給革命黨武器彈藥。惟天不從人願，晴天霹靂隨之而來，日本政情的突變，迫使台灣方面撤銷了早先的一切約定。起義軍在槍械彈藥接濟無著的情況下，仍與真槍實彈的清軍僵持了把個月，最後鄭士良無法再撐，只得於11月7日解散部隊，「惠州起義」遂告失敗。[36] [37]革命事業[編輯]1900年的庚子「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是中國人在政治制度上從「君主專政」走向「民主共和」政體的一個心理轉捩點。在自立軍以前，國內的知識份子與海外的華僑皆普遍支持維新黨人，革命行動大抵無人敢問津。如孫文1895年發起「廣州起義」時還必須假借「農學會」的名義，才能讓仕紳從錢包裡掏捐革命經費，失敗後又被老百姓罵成是一群賊黨，可見一斑。1900年因「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特殊關係，才促進了維新黨與革命黨嘗試攜手合作的意願，雖然聯手起義最終仍告失敗，但兩批人馬卻已經建立起龐大有效的通聯網路。「自立軍」的失敗更讓維新人對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頂，這個卡在被囚的光緒帝與他們之間的龐大官僚制度，逼使維新黨人終於承認無法以漸進方法來革新中國的殘酷現實。除了少數如康有為等頑固人物還繼續保皇，大多數的維新黨人都已在1900年後背棄了「君主立憲」運動，自發性地追隨了容閎的帶頭作用，開始鐵了他們的心，全力拚「革命運動」去了。
容閎經歷了「太平天國」、「自強運動」、「戊戌維新」、與「君主立憲運動」，他之一路走來卻最終投入革命，實際上已對「保皇立憲」運動劃上了大半個句號，並真正把「排滿革命」的意識帶入政治革新運動的主流。[38]而事實上，容閎在1900年後確也曾經三次親身參與過起義計畫。第一次是1901至1903年與「興中會」的謝纘泰、鄧蔭南、李紀堂、及太平天國舊部洪全福等密謀於廣州再次起義，希望建立大明順天國，眾人擬推容閎為起義成功後臨時政府的大總統。[39]第二次是在1909年，容閎將康有為身邊的兩個美國人實際拉進了革命圈子，他們一個是軍事訓練家荷馬李（Homer Lea）[40]，另一個是財政界要人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41]。容閎與他們提出了一個中國紅龍計劃，打算籌款五百萬美元，購買十萬支槍和一億發子彈來支應孫文的革命。[42] 第三次則是1910年的長灘計劃，它是「中國紅龍計劃」的實際行動，為此孫文還到加州長灘出席，親身參與了這個軍事計劃的商討與內容擬定。[43]容閎與馬克吐溫[編輯]當年有一位學者牧師Joseph Hopkins Twichell（推切爾）在耶魯法學院演講表揚容閎，這一篇演講稿後來被收入《西學東漸記》，成了該書的代跋。推切爾牧師是容閎的好友，曾在1875年主持容閎的婚禮。同時他也是文學家Mark Twain（馬克吐溫）的終生摯友，當年馬克吐溫結婚時，他長途跋涉至埃爾邁拉市為馬克吐溫主持婚禮，而當馬克吐溫的妻子與三個享年不永的孩子相繼離世時，也都由推切爾主持葬禮，最後連馬可吐溫自己的葬禮，也同樣委由他負責。根據紐約時報報導，他親至紐約主持馬克吐溫的追思禮拜，老當益壯的推切爾在禮拜中多次淚流不止，禱告時也是泣不成聲。
在發展幼童留美計劃的這九年與往後幾年間，容閎在康乃狄克州的活動多以哈特福市為中心。從他的留美事務所至推切爾的教會信步可達，而馬可吐溫、推切爾與容閎的家屋，也都分布在市中心幾條街的範圍之內。從這三個朋友各自所寫的書信裡，可以看出馬可吐溫與容閎間確實有多年的交情。從1875年馬克吐溫在他新蓋的新英格蘭豪宅裡招待容閎開始，馬克吐溫與推切爾曾多次攜手為容閎的幼童留美計劃遊說政府。[44] 1880年清廷打算取消幼童留美計劃，為了勸阻清廷，馬克吐溫曾帶著推切爾去會見馬克吐溫的好友前美國總統Ulysses Grant（格蘭特於1869年至1877年擔任美國總統），而格蘭特也馬上發函李鴻章，迫使他暫緩取消學童留美計劃，讓小留學生們在美國又多待了一年。[45] 而為了謝纘泰及洪全福圖謀的大明順天國，容閎更曾在1901年從香港寫信給馬克吐溫與推切爾，試探是否能用中國賑災的名義從美國國會申請經費挹注。
馬克吐溫從1870年代起便鼓吹美國人重視在美華人的人權及尊嚴，在全美一片排華聲中，他是少數曾為華人利益據理力爭的美國名人之一，常用他妙筆生花的文章譴責對華人有偏見的美國國會與大眾媒體。當八國聯軍在北京姦殺擄掠時，馬克吐溫更仗義執言，以他著名的諷刺文筆，向美國民眾描繪西洋帝國主義與傳教士為亞洲殖民地人民帶來所謂「文明祝福」的嘴臉。為此他曾寫了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Disgraceful Persecution of a Boy、John Chinaman in New York、Roughing It、Ah Sin、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United State of Lyncherdom等著名文章與劇本，也獲得了許多正面回響。馬克吐溫之所以對東方具此情有獨衷的理念，相信其影響多少是來自容閎的。
其他[編輯]
容閎的墳墓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請容閎歸國。但1912年4月21日，容閎於美國去世。
1998年，容閎誕辰170週年，耶魯大學所在的美國康乃狄克州宣佈，將9月22日（當年第一批中國幼童在美入學的日子），公訂為「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位於紐約華埠的公立容閎小學便是爲紀念容閎而命名。
個人榮譽[編輯]1876年耶魯授予容閎法學博士學位。他的畫像懸掛在耶魯校園與同樣畢業於該校的布希、柯林頓等政界名人肖像並排一起受學生瞻仰。 容閎著有回憶錄《西學東漸記》(原版系英文，名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據商務印書館1915年中譯本(惲鐵樵、徐鳳石譯)標點重印，收入《走向世界叢書》。 1998年，容閎誕辰170周年，耶魯大學所在的美國康乃狄克州宣布，將9月22日（當年第一批中國幼童在美入學的日子），公訂為「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位於紐約華埠的公立容閎小學便是為紀念容閎而命名。
個人著作[編輯]中國走向近代的過程，是跟中國人的留學西方分不開的。 他曾任清政府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公使。1898年他參與「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上海租界。1900年在上海參加唐才常主持的張園會議（稱「中國國會」），被推為會長，遭清政府通緝，出逃香港，再度赴美，1910年他曾邀孫中山赴美商談，表示支持革命。 一個自始至終熱愛祖國的人，卻不得不「遠托異國」，埋骨海角天涯，這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的時代的不幸。 《我在中國與美國的生活》這部書總結作者六十多年的經歷，在「西學東漸」史，尤其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佔有公認的重要地位，是中國留學生的人生必讀書，是一部值得永恆推薦與永久珍藏的好書。 本書譯者的文筆典雅簡潔，字裡行間能看出一個從溫和的改良主義派，如何徹底轉變為支持和參與推翻君主專制的民主革命者的思想轉變歷程。本書堪為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和中美交流歷史的經典文本。
作者：容閎 ISBN：978-7-5060-5150-7 定價：19.80 出版者：東方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8月重磅推出 頁數：126頁 尺寸：16開 170*228 本書是容閎1901年用英文寫成的回憶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的中文版本，由惲鐵樵，徐鳳石譯成中文，名為《我在中國與美國的生活》。作者講述了自己初蒙教育，學成歸國後，從事經商，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受阻；寄妄於太平天國能夠重建一個「新政」失敗；入曾國藩幕，派往美國購買機器，建成江南製造局；主持選派幼童赴美留學事宜；出任留美學生監督時任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公使；參與「戊戌變法」的經歷，一一細數。
容閎故居[編輯]容閎故居位於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號」。而當年，南屏村西大街三巷原來叫「輔仁巷」，這是容閎出國後回家鄉給起的名字。 故居大門向東，泥地夯土牆，建於清代中期。據容閎的曾孫容梓燦回憶，容閎故居原由兩前廊、天井、大廳、東西邊兩長屋、後斗（廚房）七個部分組成，東西寬約10米，南北長約20米，面積約200平方米。
容閎小學[編輯]在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唐人街，有一座最高的大廈，叫做孔子大廈，大廈下有一所小學。為了紀念容閎，又命名為容閎小學。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