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編輯]
| 郭沫若 | |
|---|---|
 | |
 中國科學院院長任期：1949年10月－1978年6月 | |
| 性別 | 男 |
| 原名 | 郭開貞 |
| 筆名 | 沫若、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 |
| 字 | 鼎堂 |
| 號 | 尚武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籍貫 | 福建汀州寧化 |
| 出生 | 1892年11月16日 大清四川省樂山市 |
| 逝世 | 1978年6月12日（85歲） 中國北京市 |
| 職業 | 作家、歷史學家 |
| 種族 | 漢族 |
| 語言 | 漢語、英語、日語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父母 | 父親：郭朝沛 母親：杜遨貞 |
| 配偶 | 張瓊華、佐藤富子、於立群 |
| 子女 | 郭和夫、郭博、郭復生、郭淑瑀、郭志鴻、郭漢英、郭世英、郭民英、郭秋連、郭平英、郭建英 |
| 研究領域 | 中華文化、中國歷史 |
| 學歷 | |
| 經歷 | |
| |
| 代表作 | |
詩集《女神》，另有歷史劇、小說及史學研究等
| |
| 獲獎榮譽 | |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開貞，字鼎堂，號尚武。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之一、中國歷史劇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唯物史觀史學的先鋒、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甲骨學四堂之一，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後，曾任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聯首任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
生平[編輯]
祖籍[編輯]
根據樂山《郭氏家譜》所載，郭沫若的祖籍福建汀州府寧化縣，是為閩西客家人。先祖郭福安為郭子儀之後裔。郭沫若在《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灣鎮」，「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早年[編輯]
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1921年發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書中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為中國新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文學學社「創造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創造季刊》問世。這一時期郭沫若的詩作，同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作品，影響了日據時期台灣的早期新詩創作。[1]
1926年3月赴廣州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兼任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中共廣東區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惲代英代表黨組織建議郭沫若去黃埔軍校做一些宣傳工作，這時北伐戰爭即將開始，郭沫若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行營秘書長。北伐軍攻克武昌後，郭沫若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不久赴南昌兼任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主任，蔣介石加封郭沫若為南昌特別黨部執行委員、總司令部行營政治部主任，每月加發200元津貼。1926年到1927年兼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九江三一七慘案與安慶「三二三慘案」之後，蔣介石著手清黨，郭沫若隱蔽在朱德的家裡，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郭沫若於1927年8月4日深夜抵達南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這時才知道已經被推舉為革命委員會委員和七人主席團成員，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和宣傳委員會主席。8月5日，按原計劃起義部隊離開南昌南下潮汕、東江。1927年9月初，南昌起義軍到達瑞金，在一所小學校里由周恩來、李一氓作介紹人，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宣誓入黨的還有賀龍。10月初，起義部隊在潮汕被打散，郭沫若等四人在普寧縣隱蔽了10天後，由神泉搭船前往香港，10月下旬抵港。一個月後由香港回上海。1927年12月23日蔣政府發出通緝郭沫若，十年後至1937年才撤銷通緝令。與周恩來會晤後安排郭赴蘇，但郭沫若患上了嚴重的斑疹傷寒，住院治療了一個多月，錯過了航班。1928年2月周恩來與郭沫若談話，令其保留黨籍出國前往日本避難，做學術研究積累聲望，將來以公開的無黨派面目做文化圈的領袖。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吳誠，從上海乘船赴日。
流亡日本[編輯]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受到日本憲兵和警察的長期監視和騷擾。同時開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但此理論後來遭到黃現璠等人的置疑，黃曾於1979年著文提出，認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郭沫若由此在中國開創了唯物史觀派，該學派在此後佔據了中國大陸學術界的主流地位。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舞臺，該書的觀點被當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郭沫若憑藉這一時期的古文字研究，發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文字研究》、《金文叢考》、《卜辭通纂》，轟動了學界，成為與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並稱甲骨四堂，並藉此於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日期間，郭沫若還翻譯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
郭沫若反對國內的夏衍、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主張，持堅決反蔣的態度。直至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才轉變態度，認識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國防文學也是個正確的口號，並說：「好，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2]此後郭沫若發表了《在國防的旗幟下》等文章。1937年5月下旬，郁達夫從南京來電，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郭沫若等了一個多月遲遲不見南京方面有所動靜，給在陝北的李一氓寫信：「二萬八千里的行程，我的肉體未能直接參加，我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終和從前一樣...」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政府加緊了對郭沫若的監視。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登上加拿大籍「皇后號」郵輪潛回上海，行前未告知日籍妻子與孩子們。
抗戰和內戰時期[編輯]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陸上海，隨後創辦《救亡日報》為淞滬抗戰鼓動宣傳。回國後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然後發表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對蔣介石進行歌頌，不久拜見汪精衛。夏衍回憶：「在這一段時期內，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周恩來同志的出自內心的敬愛。有一次對我說：和蔣介石、陳誠這些人見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彆扭的，可是和他們談話之後，我才理解到恩來同志指示的正確。」[3]淞滬會戰失敗後，郭沫若經香港至廣州，於1938年1月1日復刊《救亡日報》。旋即接到在武漢的陳誠電報，請郭沫若立至武漢，要事相商。1月9日抵漢之後，從黃琪翔處獲悉是陳誠邀請郭就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之職。在武漢的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長江局領導勸說郭就職。周恩來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即指副部長是虛職，而三廳廳長是實職可以做大量實際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職務。中共長江局決定把三廳作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機構，動員安排了大量文藝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廳工作，包括：胡愈之、陽翰笙、郁達夫、徐悲鴻、沈鈞儒、田漢、冼星海、洪深、馮乃超等在三廳任職。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廳正式在武漢工作，投入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武漢抗戰文化運動，如「擴大宣傳周」、「七七獻金」等活動，發動歌詠、話劇、電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別重視把三廳的文藝宣傳對象擴大到廠礦工人和下層民眾，貫徹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原則。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陳誠為首的國民黨一部分人的反感。
1938年胡風指出當時的文化界「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一聲號召可以波動世界的大作家。」周恩來認為郭沫若適合扮演這個角色。於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這個建議。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黨內決定：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4]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郭沫若隨周恩來撤離武漢，輾轉來到重慶。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創刊兩周年的《新華日報》上批評蔣政府「連話都不如老百姓說，那是很危險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說話的，那力量是比長江大河還要大」。1940年9月，蔣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職務，調任政治部設計委員閒職，並明文要求軍委會工作人員一律加入國民黨。郭沫若以及三廳內的大批文藝界人士遞交辭呈。周恩來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張治中勸說。蔣介石召見郭沫若、陽翰笙等人宣布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安置以郭沫若為首的這批人，並可以不加入國民黨。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同意此項決定，借政府機關招牌開展有理有利有節鬥爭，擴大抗日統一陣線影響。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明文規定：文工會只能潛心研究文化，不能對外從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會主任委員，陽翰笙、謝仁釗為副主任委員，周恩來為指導委員，除原三廳的近40人參加外，還邀請了沈雁冰、翦伯贊、胡風、陶行知、侯外廬、王崑崙等任委員。文工會經常舉辦文藝講座、文化講座、國際問題講座、國際問題座談會和各種形式的報告會。不久，發生皖南事變，郭沫若題詩：[5]
江南一葉奇冤史，萬眾皆先天下憂；淚眼揩乾還苦笑，暫忘家難賦同仇。
中共南方局為預防四一二事變重演，疏散在重慶的一批左翼文化人赴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郭沫若奉命留在重慶，繼續主持文工會。周恩來指示文工會「勤業、勤學、勤交友」，在活動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節制，以保存力量。1941年為慶祝郭沫若五十誕辰和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周恩來安排陽翰笙把慶祝搞成全國性的政治活動，以振奮文化界自皖南事變與蘇德戰場慘敗以來的士氣。陽翰笙約請了孫科、邵力子、陳布雷、張治中、張道藩、馮玉祥、沈鈞儒、黃炎培、鄧初民、翦伯贊、章伯鈞、羅隆基、王崑崙、屈武、黃琪翔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為慶祝活動的發起人，周恩來亦在列。1941年11月16日作為慶祝日（此時莫斯科會戰正處於岌岌可危的時候），《新華日報》頭版刊載了周恩來的專文《我要說的話》：
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
該日下午，在重慶的中蘇文化協會餐廳和院子里舉行茶話會，參加者兩千餘人，由馮玉祥主持，老舍、張道藩、黃炎培、張申府、周恩來、沈鈞儒等大會發言；並展覽郭沫若25年來專著、譯本、手稿八十多種約兩千餘萬字，以及郭沫若各個時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當天，昆明、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舉辦了文化界的慶祝活動。紀念文章陸續刊載了半年。慶祝活動期間，重慶上演了郭早年的話劇《棠棣之花》，周恩來建議採取「全明星」制，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員擔任，郭沫若親身參加排演與修改劇本。公映後在重慶引起轟動，周恩來觀看了七場。劇中插曲《湘纍》成為經得起歷史考驗流傳下來的歌曲。周恩來安排《新華日報》出專刊評論對《棠棣之花》和歷史劇創作。也激發了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熱情，1942年1月上旬僅用9天完成五幕話劇《屈原》的劇本。再次由重慶話劇界全明星制排演《屈原》，劇本還全文連載於《屈原》連載於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的《中央日報》副刊。 1942年2月上旬郭沫若又僅用9天創作了五幕歷史劇《虎符》。1942年五、六月，創作了五幕歷史劇《高漸離》。1942年9月上旬，僅用5天創作了歷史劇《孔雀膽》，這是郭沫若歷史劇中唯一沒有影射當時政治的作品。1943年三、四月，創作了寫夏完淳的歷史劇《南冠草》。這六齣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台大歷史系教授王遠義認為郭沫若等人這一時期的作品，開創了一條大眾形式與精英創作結合，現代性與傳統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學與文化道路。 [6]
文工會期間，郭沫若繼續從事歷史研究。1942年4月發表《殷周是奴隸社會考》、《墨子的思想》、《述吳起》、《秦漢之際的儒者》、《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呂不韋與秦代政治》、《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1943年與林語堂、沈從文、施蟄存展開論戰。
1945年3月30日，政治部文藝工作委員會被張治中予以解散。1945年6月，郭沫若由重慶乘美國軍用運輸機，轉道印度、伊朗，赴蘇參見蘇聯科學院二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會。6月29日出席克里姆林宮夜宴，莫洛托夫、史達林、布爾加寧到場。還參觀了列寧格勒、史達林格勒的戰爭浩劫後的城市廢墟。日本宣布投降後，郭沫若於8月16日登機回國，在在蘇聯作訪客五十天。8月20日抵重慶。9月3日，與文化界人士拜會參加重慶談判的毛澤東。郭沫若看到毛澤東用舊懷錶，便把自己手上的表送給了毛澤東。此後毛澤東長期戴這塊手錶。此間，參加了圍繞剛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的論戰，用毛澤東原韻填詞兩闋，稱讚原詞「開生面，是堂堂大雅，謝絕妖嬈」，「何足道！縱漫天迷霧，無損晴朝」。
1946年1月10日，作為社會賢達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在討論擴大改組政府問題時，發言：「主席許可權太大，國府委員連建議權也沒有」。
1946年5月8日，全家乘飛機去上海。1947年11月按照中共安排，舉家搬到香港，擔負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領導工作。1948年8月25日，香港《華商報》副刊《茶亭》開始連載郭的《抗戰回憶錄》（後改名《洪波曲》）持續3個月。郭沫若在日本的前妻安娜看到《華商報》後，帶兩個兒女到香港。由馮乃超出面與安娜懇談，最後安娜接受了黨組織的安排，帶著她的兒女們去解放區大連定居。
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郭沫若因為考古學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員在《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一文敘述了這次中研院院士選舉和郭沫若的當選過程。[7]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郭沫若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兩職位，並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在中國共產黨第八、九、十一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第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均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並任全國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常務委員，第二、三、五屆副主席。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對胡風的三十萬言書進行逐一批判。
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前夕，郭沫若以中國文聯主席身份在全國工農兵文藝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自我批判，宣稱「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令全國知識份子驚訝恐慌。
「文革」初期，郭沫若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別保護[註 1]。
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該書肯定了同為浪漫主義詩人的李白，同時反對將具有濃厚忠君思想的杜甫當作聖人對待。[8]
立場搖擺與奉承文學[編輯]
1920和1930年代，由於郭沫若和魯迅在文學上的主張和政治態度的不同，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幹將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魯迅也不甘示弱，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了回答。在論戰中，創造社元老郭沫若親自操刀，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時代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建過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魯迅當時並沒有回擊，到了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文章中，罵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魯迅的評價，受到不少人[誰？]的贊同。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面對全國人民哀悼魯迅的形勢，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轉向，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紀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接著，他又用日文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的悼文。說什麼「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甚至說自己是以魯迅徒孫的資格追悼魯迅。11月3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日華學會舉行悼念活動，郭沫若也匆匆趕到現場，在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在「文化大革命」中紀念魯迅時，郭沫若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9]
感謝黨呵感謝黨，黨是不落的紅太陽。東風永把西風壓，社會主義放光芒。鼓足幹勁爭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紅旗插遍全世界，紅旗插在山頂上。
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氾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其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化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
1966年「文革」正式開始，郭沫若幾天內立即發表談話，對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盤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致閉幕詞《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並且朗誦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14][15]。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寫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8]，但過了僅僅五個月零九天，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他立即又賦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抨擊「四人幫」[19]。這也是後來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質疑的主要原因。
 | 維基語錄上的相關摘錄：郭沫若 |
影響及評價[編輯]
郭沫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和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等領域享有崇高的地位，郭沫若曾以歌德自況並被文化界廣泛認可，如周揚曾對郭說「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新中國的歌德。」[20]，沙葉新則引用恩格斯對歌德的評價指出郭沫若作為偉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兩面[21]。極度推崇者有之，輕視鄙視者有之，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等一些嚴肅的研究學者將這種「學院派」中間和社會民眾間對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態度稱之為「兩極閱讀」。[22]
郭沫若在台灣的學術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除了台灣學人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所受的浸染，不僅僅有傳統的威權時代基於政治和學術的分歧對他的批判（例如台灣威權時代領導人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對他的批判[23]），他對於台灣的倡導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輝認為今日台灣的成就某種程度上歸結於胡適、魯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導的思想和社會變革的實踐。[24]
文學成就[編輯]
詩[編輯]
郭沫若的新詩在語言上有所突破，但往往不耐細讀，虛浮叫囂，浪漫濫情。[28]其名作《女神》一詩，受19世紀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影響。惠特曼的自由詩句子長而口語化，《女神》一詩亦著重詩句節奏，每行重複特定的字詞以帶出節奏，而不用押韻。[29]
- 《「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15]
- 《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 《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 《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
- 《太陽問答》
- 《咒麻雀》
- 《鋼，鐵定的一〇七〇萬噸！》
- 《紅透專深(調寄十六字令)》
- 《四害餘生四海逃》
- 《流溪河水庫觀魚》
- 《滿江紅·領袖頌》
- 《宇宙充盈歌頌聲》
- 《迎春序曲》
- 《臘梅花》
- 《女神》
- 《星空》（詩、散文）
- 《瓶》
- 《前茅》
- 《恢復》
- 《戰聲集》
- 《新華頌》
- 《百花齊放》
- 《駱駝集》
- 《我向你高呼萬歲----史達林元帥》
散文[編輯]
- 《山中雜記》
- 《波》
- 《南京印象》
小說[編輯]
- 《塔》（小說、戲劇）
- 《漂流三部曲》
- 《橄欖》（小說、散文）
- 《水平線下》（小說、散文）
- 《豕蹄》
- 《地下的笑聲》
自傳[編輯]
- 《沫若自傳》（4卷）
戲劇[編輯]
翻譯[編輯]
史學成就[編輯]
在1930年代中期，郭沫若從理論問題轉向考証，著重考古材料而非古代文獻，也不太引用馬克思主義典籍，出版了《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甲骨文字研究》、《青銅器研究要篆》等著作，使他成為甲骨文和金文最重要的專家之一。[30]郭沫若對中國早期社會的觀點，「主導」了其後中國的史學；他對「封建社會」重新下的定義，既與中世紀歐洲社會不同，甚至不關乎於馬克思的理論，卻成為日後中國史學界對「封建社會」一詞的公認定義。[31]
所受批評[編輯]
郭沫若於1930年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32]引來巨大回響和批評。郭沫若被批評機械化地套用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序言提出的社會類型及其次序，其實並不是普世的，郭沫若卻不知道馬克思想法的前後變化，運用馬克思本人已放棄的歷史分期觀，堅信所有社會的發展演化都是同一途徑的。[33]
郭沫若把原始社會、氏族社會、亞細亞社會等同起來，其實「亞細亞社會」的特徵是強大的國家，郭沫若卻當作是國家出現前的時期，反映了他對理論的無知。郭沫若認為西周是奴隸社會，缺乏証據與實質內容，他把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制特徵，套用在周初歷史，也沒有給「奴隸社會」下明確定義，把奴隸的存在當作奴隸制生產的証據，甚至沒有區分「家內奴隸」與作為生產勞動力的奴隸。[34]
郭沫若又誤解了摩爾根的家庭結構演進理論，李季批評，他錯誤地把氏族社會等同母系社會，把「雜交時期」延長到整個「蒙昧時期」，持續至中國公元前3000年，其實摩爾根只把雜交時期視為人類和動物還未區分的蒙昧早期，並認為氏族制是父系社會。後來郭沫若很少再提及商代的母系制度和氏族社會。[35]
郭沫若也被法國漢學家馬伯樂批評，運用文獻時忽略其真實性；與自己立場的不同的文獻，則斥為偽作。他把西周認定為奴隸社會，主要出於推測，証據薄弱，推論有邏輯問題，以為否定西周是封建制，就等於証明了西周是奴隸制，他甚至不能証明西周農民像奴隸那樣受到束縛和奴役。周初農業其實比郭沫若所想像的，更為先進。[36]
著作[編輯]
- 《甲骨文字研究》
- 《卜辭通纂》
- 《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
- 《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
-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 《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
- 《青銅時代》
- 《十批判書》
- 《奴隸制時代》
- 《李白與杜甫》
- 《中國史稿》（主持編寫）
- 翻譯河上肇原著《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書法[編輯]
郭沫若以書法聞名，風格獨具特色，有「郭體」之稱。在中國許多名勝地點的招牌都採用郭沫若的題字，如故宮博物院、北京四中、丹東一中、遂寧中學、中國銀行、香島中學、榮寶齋、中國書店、科學出版社、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瀋陽故宮、華清池、黃帝陵、半坡遺址、吉林大學、福州大學、西南師範學院、成都武侯祠、濟南李清照紀念堂、承德第一中學、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州白雲山、峨嵋山《峨嵋天下秀》、都江堰《天府源》、陝西韓城《司馬遷祠》等
家庭[編輯]
張瓊華[編輯]
1912年，郭沫若與張瓊華（1890年－1980年）在父母的包辦下結婚，五天後郭沫若離家，兩人沒有離異，以後68年張瓊華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還鄉時向還在守活寡的張瓊華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張病逝於樂山，沒有留下子女。
佐藤富子[編輯]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與佐藤富子（1893年－1994年）同居，佐藤富子為此斷絕了與父母的關係，郭沫若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郭沫若不辭而別離開日本，與安娜斷絕了聯繫。1948年抗日戰爭結束後，佐藤富子帶著孩子來到香港見到郭沫若，當她知道郭已另有家庭後選擇離開。1949年後，佐藤富子幾次去北京找郭沫若協議離婚後權責問題，郭都是避而不見或借故推脫。後來周恩來親自出面，表示歡迎她和五個孩子都到中國來工作。此後佐藤富子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大連，改名郭安娜，跟兒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文革爆發後，受到一定影響。在此間她還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歲的母親，但在很長時間內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歲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國她處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過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當時已住院的郭，這也成為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郭沫若與安娜生有五個子女：
- 長子郭和夫是中國科學院的化學家。
- 次子郭博是建築家和攝影家。
- 三子郭復生（亦叫佛生）是中國科學院動物所工程師。
- 女兒郭淑瑀。郭淑瑀後來與林愛信結婚，生一女林叢。林叢後留學日本，歸化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現任日本國士館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教授，參與創立日本郭沫若研究會[38][39]。
- 四兒郭志鴻是中央音樂學院客座教授。
于立群[編輯]
1938年，郭沫若跟于立群（1916年－1979年）同居，並於1939年夏補辦婚禮。
兩人共生四男二女：
- 長子郭漢英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物系，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研究員。
- 次子郭世英1968年被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抓去刑訊逼供，不久從四樓墜下而死。
- 三子郭民英1967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文革中自殺。
- 長女郭庶英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現任北京中沛經濟發展中心總經理
- 次女郭平英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現任郭沫若紀念館館長。
- 四子郭建英 1953年生，清華大學本科畢業，北京大學計算機系碩士，現居美國。
其他[編輯]
另外，郭沫若還有多位情人，包括彭漪蘭、于立忱（1912年－1937年，于立群的胞姊）、黃定慧（黃慕蘭，1907年－？）等。郭的女性關係，譬如先後與多人結婚，對于立忱的始亂終棄（而間接甚或直接導致其自殺[40]），為不少世人所詬病。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